【案情】

原告：山西省定襄县宏道镇议价粮油经销部（以下简称宏道粮油经销部）。

被告：襄樊铁路分局宜昌车站（以下简称宜昌车站）。

第三人：宜昌县油脂公司（以下简称油脂公司）。

1997年4月29日，宏道粮油经销部与油脂公司下属的经营部签订120吨玉米购销合同，约定单价每吨1100元，货款总金额132000元，交货地点为宜昌车站所属花艳站。5月31日，宏道粮油经销部从北京铁路局蒋村火车站托运一车玉米，发往花艳站。货物运单中将收货人填写为宜昌县油脂公司，并在托运人记事栏内注明“凭领货凭证提货”。6月14日，该车玉米到达花艳站。花艳站即通知油脂公司领发货代理人宜昌市恒通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1996年12月31日，恒通公司与油脂公司签订委托协议，从1997年1月1日起至1997年12月31日，油脂公司委托恒通公司在花艳站托运或领取整车、零担货物）提货。6月15日，恒通公司提走该车玉米，并依据油脂公司经营部与托运人签订的购销合同复印件，将玉米交给该经营部。6月19日，宏道粮油经销部又以同样方法从蒋村站托运两车玉米，共90吨，实际价值99000元，保价12万元。两车玉米运到后，恒通公司于6月26日按同样方式领取并交给了该经营部。该经营部出具了收货证明。

同年7月2日至8月12日，宏道粮油经销部在油脂公司经营部收取了货款35000元，但余款因种种原因而未收到。于是，宏道粮油经销部便持领货凭证到花艳站查询。花艳站称货物未到，并在领货凭证上加盖日期戳以证明货物未到。随后宏道粮油经销部又以到站误交付为由，多次向铁路有关部门索赔未果，遂起诉至襄樊铁路运输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宜昌车站按保价金额赔偿货物损失12万元及其他损失费用15000元。

被告宜昌车站答辩称：原告托运的货物到站后，该站按收货人油脂公司与恒通公司的委托书，将货物交付油脂公司的受托人恒通公司，应视为正当交付。虽然原告在货物运单托运人记载事项栏内记明“凭领货凭证提货”，但领货凭证并非惟一的提货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油脂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

【审判】

襄樊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托运货物时在货物运单上注明的“凭领货凭证提货”，是运输合同中的有效约定。被告未依此约定办理交付，具有一定的过错，但其按其他交付方式（凭收货人的委托代理书）已将货物实际交付给了收货人的领发货代理人，应视为正当交付，而非误交付。恒通公司作为收货人的代理人在花艳站领取货物后，未将货交给油脂公司，致使原告货款损失，对此纠纷应负主要责任，遂将其追加为第三人。同时认为，原告对纠纷的引起，也有一定的责任。据此，该院一审判决恒通公司赔偿原告货款99000元；宜昌车站承担诉讼费4220元；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后，恒通公司以“既没有将原告货物丢失，也没有错交，原告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本公司不应被追加为第三人”为由提出上诉。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襄樊铁路运输法院重审认为：此案实质上是一起运输合同掩盖下的购销合同纠纷，只有将两起纠纷合并审理，才能圆满解决争端。并认为恒通公司只是收货人、购货人的代理人，其代理期间的责任依法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原一审追加其为第三人不妥；油脂公司下属的经营部作为购销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收取货物后，未能及时向原告支付货款，应承担主要责任，但该经营部是油脂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虽有营业执照，但无注册资金，属没有法人资格的非独立核算单位，其责任理应由主管单位油脂公司承担。据此，法院将第三人变更为油脂公司。同时认为，原告明知货物实际下落，并已向购货人收取了部分货款，但对余款不依购销合同积极向收货人索还，对此纠纷，负有一定责任，故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宜昌车站在办理货物交付手续时，审核不细，有悖于货物运单中关于“凭领货凭证提货”的约定，且在货物交付后，仍在原告领货凭证上加盖日期戳证明货不到，对此纠纷负有一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襄樊铁路运输法院于1998年6月22日判决：

第三人油脂公司偿付原告宏道粮油经销部90吨玉米货款99000元；诉讼费4220元，第三人承担2220元，被告及原告各承担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