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诈骗犯罪活动的一些新情况

易新
当前，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之机，在经济领域内大肆进行犯罪活动。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诈骗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大案、要案明显增加。这种犯罪活动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干扰了改革的进行和开放、搞活政策的实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危害极大。因此，必须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诈骗罪犯。

　　在新形势下，诈骗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主要有：

　　一、重大、特大诈骗案件大幅度上升。过去，诈骗犯罪案件多为普通案件，犯罪分子行骗的数额一般是几百元、几千元，数额巨大的所占比例很小。现在，重大、特大诈骗案件的比重显著增加，犯罪分子的行骗数额骇人听闻。例如陕西省查获的刘智生诈骗案，刘犯签订的假合同金额为二亿六千多万元，骗取现金八百余万元。犯罪分子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了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的间接经济损失，如产品和物资大量积压，资金积滞。有的企业对内既无资金进行再生产，又发不出工资，对外不能偿还贷款和欠债，造成停工，甚至不得不关闭。

　　二、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这是当前诈骗犯罪突出特点。如广东省查获的刘浩然诈骗案，刘犯在半年内与十七个省、市和地区签订了一百多份“联营协议”和“购销合同”，总金额近八十亿元，实际骗得预付款一千九百七十多万元。尤其是自一九八四年下半年起，一些“公司”、“货栈”、“中心”纷纷成立，其中有许多是“四无公司”。他们凭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公章、帐号、空白、合同纸等，假“法人”之名，以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四处与其他单位和个人签订经济合同，以骗取公私财物。他们信口雌黄，编造种种谎言，使许多单位和个人上当受骗。

　　三、一些人假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党、政、军机关之名进行诈骗。这些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经营思想不端正，一切向钱看。他们明知本单位不具备履约能力，根本不想履约，利用对方的信任及不加防范的弱点，以单位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对方签订假合同，骗取对方的财物。他们声称：“赚钱为公不为己，干啥都可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开脱。

　　四、从单一性犯罪向结合性犯罪发展，与多种刑事犯罪交织在一起。诈骗犯罪分子在实施诈骗犯罪的同时，往往还实施投机倒把、走私、行贿、盗窃、贪污、伪造公章和证件、凶杀等多种犯罪，可谓“五毒俱全”。例如，福建省查获的投机诈骗犯杜国祯，用行贿手段买通财经、交通、海关、政法等部门二十多个干部，半年内与省内省外签订各种“合同”七十多份，总金额达二亿四千多万元；他还从黑市购买美元十万八千元、港币约六十二万元，挟带出境。

　　五、诈骗对象发生变化。过去，诈骗对象绝大部分是公民。现在则大多指向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组织，乡镇企业更是容易被骗。例如，陕西省查获的王健康诈骗案，王犯与同伙在八个月时间里，先后与六个省的二十多个单位签订了五十份购销合同，金额达三千余万元，骗得四百余万元。被骗的对象中，亦有许多是个体工商业者、个体户、承包户、专业户、经济联合体。

　　六、台湾和港澳人员、外国人、华侨入境诈骗案件上升。他们以“热爱祖国”、“支援祖国建设”、“真诚合作”的面目出现，伪装身份，冒充某国某大公司的经理、董事长，采取能够提供巨额投资、合资办企业、提供洋货中的紧俏商品等手段，骗取大量货物或货款。如上海查获的黄奎元诈骗案，黄持某国假护照入境时，身上仅有九百港元，却谎称自己拥有六十亿美元的资本，是某国某大公司五大财东之一和这个公司驻远东首席代表，行骗数额达八十亿余美元和二十亿余人民币，骗到手十万元。

　　七、网织关系，利用不正之风，打通关节，寻找保护。犯罪分子利用一些单位发财心切的心理和不正之风，投其所好，以能赚钱为诱饵，骗取单位的信任，得到聘书，在大肆诈骗犯罪的同时，给单位一点甜头，一旦案发，就能得到保护。

　　八、诈骗犯罪手段花样繁多。过去诈骗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比较单一，多以代买、代卖和代人办事为由进行诈骗，现在则变化多端，花样层出不穷，主要有：

　　1．假冒“能人”、“行家里手”，以帮助办厂、联系业务、提供技术和信息为幌子，骗取业务费、提成。2．伪造公文、证件，私刻公章，冒充某厂、某单位的业务人员或代理人，以联系业务为名，进行诈骗。3．冒充干部子弟、国家工作人员行骗。4．盗窃、骗取、涂改、伪造各类支票、付款委托书、股票、信用卡等行骗。5．以集资入股办企业、合伙经商的名义，骗取合伙人的财物。6．充当乞丐，讨物要钱，流窜行骗。7．用早已关停并转的单位名义行骗。8．借用银行帐号进行诈骗。9．以代购紧俏商品、代销积压物资或产品，骗取货款或实物。10．以办函授大学、刊授大学的名义，骗收学费、教材费。

　　诈骗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并不十分高明，有些伎俩是非常拙劣的，只要人们稍加警觉，是完全能够识破的。可是为什么犯罪分子能够屡屡得逞，一些单位一再被骗呢？其主要原因是：

　　一、一些单位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缺乏应有的警惕，使犯罪分子钻了空子；或是上述人员缺乏必需的对内、对外贸易知识和有关业务知识。他们法律常识贫乏，不懂得或不习惯于依照法律规定和规章制度办事，在洽谈业务和签订合同时，只要有钱可赚，有利可图，就既不审查对方身份，法人资格、供货和付款能力及有无担保，不问标的物是否属于正当经营范围，也不鉴别印章、凭证的真伪。一句话，在不了解对方资信的真实情况下，为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轻率地在合同上签字，盲目地交付货物或预交款项，以致上当受骗，遭受重大损失。

　　二、在“一切向钱看”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下，一些单位经营思想不端正，见利忘义，为发横财，不惜违反法律和规章制度，搞歪门邪道。如为了赚取手续费，从银行贷款给诈骗犯罪分子经商、做“生意”。只要能钻营、给单位赚钱，不论什么人都可被任用或聘用，委以全权，这就使一些诈骗分子披上了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的业务员、代理人、供销员、采购员的合法外衣，得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工作极不负责，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漠不关心，玩忽职守，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四、有极少数干部利令智昏，见，利忘义，接受和索取贿赂，丧失原则和立场，与犯罪分子称兄道弟，同流合污，为其犯罪大开绿灯。人民的公仆，成了犯罪分子的“开路先锋”、庇护人。例如，辽宁省查获的投机诈骗犯刘耀堂，他先后用钱和物买通了工商局、银行、司法局、公安局和其他一些单位的负责人。这些人得到好处后，当然“报之以李”，不遗余力地为刘耀堂实施投机、诈骗犯罪提供方便，使其轻易地通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七十余万元，骗得银行贷款四百余万元。案发后，他们又利用职权为刘耀堂开脱辩解，还制造、出具假证明，诬告揭发检举人，试图保刘耀堂过关。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堕落成为犯罪分子。

　　五、一些主管和职能部门，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有的在批准开业、发放营业执照时，不进行必要的审查，只要申请并按规定交了费，即予批准，发给执照，允许开业。这是“四无公司”大量合法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银行有章不循，审查不严，对贷款申请，不调查申请人的财产状况、贷款用途，又未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有申请就照贷不误，使几十万或百万元的国家资金流入犯罪分子的腰包。又如，有关主管部门在对经济合同鉴证、公证时，不认真审查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不仔细审查当事人的资信状况，合同送来就盖章。这不仅使无效合同大量增加，也使利用合同骗财物的犯罪分子多了一层保护色，更加肆无忌惮。

　　六、执法不严，以罚代刑，打击不力。这是当前诈骗犯罪案件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是违法不究。有的单位、组织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违法活动，明明已经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某些领导却认为是“好人犯错误”，“没有中饱私囊”，极力加以庇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二是以罚代刑。一些主管单位、职能部门和领导干部，对诈骗犯罪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不将犯罪分子移送司法机关，而是以罚代刑：罚款、追回或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殊不知，这种只给犯罪分子经济制裁、行政处罚、党纪处分的作法，不仅轻纵了犯罪分子，而且在实际上起了纵容犯罪的作用。

　　三是互相推诱。有的经济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几个部门，哪个部门都想管，结果是谁也不管，有的是在执行法律、政策时，几个部门之间认识不统一，结果是互相推诱，互相扯皮，该管的不管，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四是量刑偏轻。由于刑法中没有对诈骗犯判处死刑的规定，因此，即使诈骗犯罪分子非法所得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最高刑也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这是非常不利于打击诈骗犯罪的。另外，对一些诈骗犯罪分子也存在处刑偏低的问题。有的该数罪并罚的没有并罚。

　　针对上述原因和诈骗犯罪的特点，我们应当采取积极有力措施，堵塞漏洞，消除其赖以生存的条件。同时，一切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必须严格执行法律，一旦发现诈骗犯罪，该移送的一定要移送公安机关查处，决不能当作一般经济纠纷或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对于具有从重、加重情节的犯罪分子，必须从重、加重处罚。对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该并罚的必须并罚。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还要追究直接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的刑事责任。领导干部犯罪，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犯罪的，要一样追究刑事责任，严加惩处。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