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混合担保　物保优先　意思自治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乾安县支行与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儒仕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40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人保与物保之间的法律关系把握是司法实践之难点所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出台后，如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衔接适用，更是较难把握且理论与实践尚不统一的问题。本案结合具体案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物保绝对优先精神的基础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作了物保相对优先的理解与把握，既很好地体现了意思自治的要求，也维护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据此让债权人对其滥用物保与人保选择权利的行为相应承担了不利后果。


本案《保证合同》第6.14条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索普公司、儒仕公司称，以上保证合同条款并未对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并存时的实现顺序和方式作出明确约定，因本案0022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有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丁醇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乾安支行应当先就天安公司以及丁醇公司提供的物的担保实现其债权。乾安支行辩称，上述条款对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并存时债权实现的顺序、方式约定已属明确，即无论天安公司以及丁醇公司是否提供抵押担保，乾安支行均有权直接要求索普公司、儒仕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究竟哪方主张成立，这需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查明的事实综合判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上条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显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物保绝对优先的原则进行了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即抛弃了物保相对优先的基本精神。正确理解该条文，显然是就同一债权并存物保与人保时如何实现担保权利所作的规定，显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物权绝对优先原则的基础上，融合了意思自治的法律权衡，以满足更加丰富的现实需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可作以下三种情形的具体把握：第一种情形，即对实现担保物权有明确约定的情形，在此情形下，无论是对人的担保合同还是对物的担保合同，均要审查是否存在“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即是否对实现担保物权作出明确约定，有此约定的，即应优先按照该类约定进行处理，无论该类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是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所作约定，还是就第三人提供的物保所作约定，均应当按照该明确约定实现债权。很显然，此等情形下，隐含着意思自治可以排除物保优先的精神，这实际是将契约自由精神摆在更加重要的法律地位。但此等情形下，依然始终要围绕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进行审查，其实质亦同样体现着物保优先的法律原则。第二种情形，即先就债务人的物保实现债权的情形，经审查人保合同与物保合同，对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则债权人应当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实现其债权，不得绕过债务人的物保而径行追究人保合同项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此等情形，更是直接体现着物保优先的原则，尽管是就债务人的物保优先而言。第三种情形，即债权人对第三人提供的物保选择实现债权的情形，此等情形适用的前提与前述第二种情形应当相同，即依然是有关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因提供物保主体上存在差异，即物保系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所提供，则债权人既可选择向第三人物保实现债权，也可依据人保合同向保证人实现债权，或者同时向第三人物保以及人保提供者主张实现债权。此等情形，尽管赋予债权人以选择权，但此等情形的前提是没有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明确约定，因此依然体现着物保优先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相结合的审查要求。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查明的事实，除本案《保证合同》第6.14条款外，经查，乾安支行与天安公司以及丁醇公司签订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7条均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抵押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以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所作理解，结合对本案《保证合同》以及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关条款的审查，在本案被担保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且物的担保既有债务人提供的、也有第三人丁醇公司提供时，乾安支行无疑应当优先依照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明确约定，先行向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丁醇公司主张实现其债权，而不应当依照本案《保证合同》的约定实现其债权。这是因为，本案《保证合同》的前述约定，显然是关于实现保证债权而非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而且本案《保证合同》的前述条款也不能必然得出已就担保物权的实现顺序与方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故不能将本案《保证合同》中的以上约定即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7条所作的相同约定，却显然是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所作的约定，是关于抵押权人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物保范围内承担物保责任的约定，无疑属于就实现担保物权所作的明确约定，这与乾安支行及一审判决关于《保证合同》第6.14条的理解逻辑实质上并无不同。在此情形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当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时，债权人即应当优先按照该约定实现债权，即本案乾安支行应当优先按照其与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丁醇公司的明确约定，不仅应当先就债务人天安公司的物保实现其债权，而且也应当先就第三人丁醇公司的物保实现其债权。一审判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精神理解显然片面，在得出本案0022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附着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本案《保证合同》的正确判断下，却又仅仅审查本案《保证合同》项下关于实现保证债权的约定，不去审查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对于实现担保物权已经作出的明确约定，明显不妥。乾安支行能够理解本案《保证合同》第6.14条的约定明确，却偏偏置本案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7条的明确约定于不顾，这与其作为专业银行应当正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精神以及应当全面审查《保证合同》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基本要求均相违背，对由此片面理解法律精神以及片面审查合同条款所可能引发的行为后果，乾安支行应自行承担。故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关于乾安支行应先向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工醇公司实现债权的主张，因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已就此作出明确约约定，应予支持。

——法信网，www.faxin.cn。

附录：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二、本案关于实现物保之约定是否明确

由于对担保物权的约定是否明确直接决定着行使担保物权的顺位，直接决定着各担保人间的责任应如何分配，所以是否。“明确”这一问题的判断也是处理本案的关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上条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显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即所谓物保绝对优先原则进行了修正，但这并不合本案，经审查，发现乾安支行与天安公司以及丁醇公司签订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7条均明确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抵押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而一审法院仅仅审查《保证合同》关于实现保证债权的约定而不审查作为担保物权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不妥当的。在乾安支行与天安公司以及丁醇公司明确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方式情形下，乾安支行显然应先向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丁醇公司主张实现债权，但其却在后续诉讼过程中不起诉、不追加天安公司以及丁醇公司；放弃第三人丁醇公司的物保；未经保证人同意经由另案庭审变更本案原所设定的抵押担保。乾安支行的上述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四条关于债权人怠于行使担保物权，视为债权人放弃部分或者全部物的担保的规定。本案最终认定乾安支行放弃了担保物权，并据此支持了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关于免除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正确把握人保与物保之间的法律关系》，载虞政平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编著：《民商事二审典型案例及审判经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89～291页。

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民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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