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络法，各国目前都还属于相对薄弱的、有待于知识填补的阶段，谁能够在这一领域提出具有生命力的、可行的法律理念和规则，谁就能占据网络法的制高点。网络作为新生事物，其出现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关于网络法律规则的研究，西方国家没有明显的优势，甚至说东西方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学者应当加强在此领域的研究，增强自身的学术感召力。法律全球化中，异质法律之间的流动以及共通性规则的形成是它的鲜明特征。由于法律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国家利益的密切关系，法律全球化就不仅是法律规则的趋同，而更是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趋同。在实际运作中，西方国家往往借助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将其国内法上升为某种共通性规则，这种共通性规则进而又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法律实践摹本。与此相对，中国在法律全球化中目前依然处于“主体缺场”的地位。回顾过去的制度实践和理论纷争，我们一直停留在“向外看”和“向后看”的阶段，在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之外，我们也应更多考虑“向外走”的问题。历史上，法国法是19世纪前半期世界法律的典型，德国法是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世界法律的典范，自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法又成为世界法律的典范，它们法律输出的时代正是自身国际力量达到顶峰的时代。制度“溢出”国境是一切国家国力提升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客观历史逻辑，中国恐怕也不例外。